唐家璇
（2010年11月27日•扬州讲坛）
鉴真大师是我国盛唐一代高僧，是中日友好交往的伟大先行者。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和喜悦的心情，聚会“扬州讲坛”，隆重欢迎鉴真大师“善像”回祖国、回家乡省亲，深情缅怀大师东渡传播中华文化的历史功勋，这对于弘扬鉴真精神，推进中日世代友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对扬州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出生上海，祖籍镇江。镇江与扬州一江相连，我的童年时光很多是在扬州外婆家度过的。我喜爱唐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些名句在我读来，有着特殊的情感。我担任国务委员期间，曾于２００７年４月来扬州考察。扬州社会祥和、市面繁华、文化灿烂，令人印象深刻。今年２月，第五届中日友好２１世纪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和扬州先后举行，我偕中日双方委员又来到美丽的扬州，共商中日友好大计。也就是在那次会议期间，我接受了扬州市委和市政府的邀请，决定在“扬州讲坛”上以《鉴真大师与中日友好》为题与大家交流，以纪念1250年前鉴真东渡的壮举。用佛教的语言，这也算是“因缘”吧。借此机会，我对扬州市委、市政府的热情周到安排表示衷心感谢，向扬州人民表达由衷的敬意，向出席论坛活动的朋友们、高僧们和专家学者们致以良好祝愿！
下面，我围绕主题分四部分谈一些看法。
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
鉴真东渡发生在大唐盛世，在中日友好交往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中日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有史记载，是从司马迁《史记》开始的。《史记》写道，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找道士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虽然史学界对徐福东渡有各种说法，或者只能算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是，徐福同鉴真一样，在中日两国都是声名远播、经久不衰。
到了汉朝，据《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中元二年，也就是公元５７年，“倭奴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黄金铸造的印绶，上面铸有“汉倭奴国王”字样。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史书首次记载中日两国间的交往。这里要说明一下，汉朝称日本为“倭”，唐朝则正式称为“日本”，原意是：“是地相东，近日所出”，即太阳升起的地方。
唐之前的隋朝，中日交往就已经多起来了。公元６０７年，日本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为使节访问隋朝，随行的有学问僧、留学生多人，他们不仅学习佛法，也学习文化，建立经贸关系。一般认为，这是日本第一次向中国派遣使节。
到唐朝，中日友好交往可说是大发展、大繁荣，达到一个高潮，在我国对外交往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大家都知道，唐朝是一个繁荣昌盛、举世瞩目的时代，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为代表，国富民强，政治清明，文化灿烂，民族和睦，天下太平，吸引着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邻国仿效与学习。当时，日本全面仿制唐朝，进行了著名的“大化革新”。所谓“大化革新”，就是日本孝德天皇大化二年，即公元６４６年下诏革新，以唐朝为楷模，学习唐制，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一次“改革开放”。日本天皇大规模派出了遣唐使。据日本学者研究，总计共派出１９批，包括正使、副使等官员，随行人员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包括学问僧和留学生等。他们来长安主要是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和佛法，回国后成为日本“唐风盛兴”的中坚力量。日本汉学家广濑淡窗曾写过一首咏史的诗，其中有二句，“礼乐传来启我民，当年最重入唐人”，反映的就是当时日本与唐朝的密切联系。
唐朝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约公元六世纪，中国佛教经朝鲜传入日本，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逐步渗透到日本政治、伦理、哲学、文学、艺术和习俗等领域，对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天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弘扬佛教，颁布“兴隆佛法”的诏书，大量修建佛寺，甚至规定家家户户要设置佛坛。佛教实际上在日本上升为国教，得到很大发展。但是，当时日本的僧尼良莠不齐，有些僧官品行不端，风纪废弛。因此，日本朝廷及僧界决定招聘唐朝名僧到日本传授戒律、整顿风纪和规范僧籍制度。公元７３２年，日本朝廷委托学问僧荣睿、普照负责招请唐朝名僧赴日本传授佛教戒律。荣睿和普照入唐不久便聘请了洛阳福先寺的道睿律师。道睿于７３６年到日本，传授佛教中的华严宗，但他资历较浅，只能讲授律藏，而不能登坛授戒。荣睿、普照只得再度寻访名僧。当时，鉴真声誉鹊起，二僧便决定专程来扬州迎请鉴真。
鉴真俗姓淳于，６８８年生于佛徒家庭，是扬州人。当时，扬州已是江南商业、政治和佛教中心，以“富甲天下”著称。扬州又位于长江与运河交叉点上，是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日本及南海来船都可抵达。扬州这种繁华与开放，对鉴真形成以天下为家的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鉴真１４岁离开富裕的家庭，进入扬州大云寺。７０５年，他北上光州龙福寺，师从名僧道岸学习戒律，道岸给他取名鉴真。之后，他云游各地名刹，从戒律名僧学习律宗精义，并宣讲律宗。由于他天生聪慧，勤于学习，挚爱事业，博学多才，渐渐成为南方戒律权威，得到佛俗各界普遍尊敬，被尊为“授戒大师”。据记载，先后经鉴真授戒的僧人达４万多。
鉴真东渡及其历史意义
７４２年，荣睿和普照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抵达扬州大明寺，当面恳请鉴真到日本弘法，表示佛法虽然传到了日本，但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希望鉴真大和尚能“东游兴化”，也就是东渡日本弘法。鉴真很感动，表示赞同，并赞赏日本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鉴真问弟子们是否愿往，弟子们担心海路危险，生死不定，没有敢答应的。鉴真遂毅然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最后，祥彦等２１名弟子在鉴真的感召下，愿随师傅东渡日本弘法。从此，鉴真率弟子们开启了历时１２年、屡经天灾人祸、前后六次东渡的壮烈行程。
第一次东渡 ７４２年，鉴真及弟子祥彦等２１人，连同４名日本僧人在扬州附近造船，准备赴日。想不到，有一个僧人为泄私愤，诬告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当地官府立即拘禁了所有僧人。后来，官府查明真相，释放了鉴真等人，却勒令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立即回国。由是，首次东渡未成。
第二次东渡 ７４４年，鉴真准备就绪，带着两年前潜藏下来的荣睿、普照等１７位僧侣，连同雇佣的能工巧匠８５人，再度出发，结果在长江口遭遇飓风，船触礁破损。船修好后，再度出发，又遇风暴，漂流到舟山群岛。众僧得救被安置在浙江宁波的阿育王寺。此后一段时间，鉴真被许多寺院邀请讲法，第二次东渡暂告中止。
第三次东渡 结束巡回讲法之后，鉴真经过调整准备，从阿育王寺东渡。由于当地僧人想挽留鉴真，找借口向当地官府告状，说日僧荣睿潜藏中国，引诱鉴真赴日。荣睿被拘捕，打入大牢，后在押送京城途中装病逃脱，但鉴真东渡再次搁浅。
第四次东渡 鉴真接受前几次教训，不再在江、浙出海，要弟子们去福州买船东渡。７４４年冬，鉴真率弟子３０余人去福州途中，被官府拦截，送回扬州。主要原因是鉴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担心师傅途中安危，联合僧众和官府，把鉴真追回。
第五次东渡 这是鉴真六次东渡中最为悲壮的一次。７４８年，荣睿、普照再次来到大明寺恳请鉴真东渡。那一年，鉴真已６０岁了。鉴真率僧人及工匠、水手等３５人乘船从扬州出发，刚出海，便遇狂风巨浪，只得在一个小岛上避风。一个月后再度启航，又在舟山群岛附近遇风暴。第三次启航，又遇惊涛骇浪，向南漂流了１６天，在海南岛南部上岸得救。回扬州途中，东渡的组织者荣睿和积极支持者祥彦先后病故。鉴真忧伤、劳累，感染暑热，最后双目失明。
第六次东渡 鉴真五次东渡不成，却名声远播。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７５２年抵唐，名义上是请唐朝支援修建大佛的金粉材料，实际目的是请鉴真到日本。在遣唐使组织下，７５３年１１月１６日，鉴真率弟子及能工巧匠２４人乘船横渡东海。海上多次遇风暴与激流，颠簸一个多月，九死一生，终于在１２月２０日登上日本国土。登陆地点在日本九州最南端鹿儿岛县的一个海滩上，我在日本工作期间曾去看过，当地还立着一块纪念碑。护送鉴真东渡的藤原清河大使所乘坐的帆船则被风浪卷走，漂泊至安南，即今天的越南，全船１８０余人，死难１７０多人，藤原大使和阿倍仲麻吕等人幸免于难。
公元７５４年２月１日，鉴真一行抵达难波即今天的大阪，受到日本各界的盛大欢迎。２月４日，到达首都奈良，天皇派代表列队迎接。鉴真一行被安置在东大寺。天皇派吉备真备至东大寺宣读敕命，表示：“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至此国，不胜欣慰。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天皇为表示尊崇，还授鉴真为传灯大师，其余僧人也各授位赐物。后来又任命鉴真为大僧都，管理日本的僧佛事务。
有志者事竟成。鉴真自决心赴日本传播佛教以来，经受各种艰难险阻，方始成功。６次东渡期间，伴随鉴真赴日的僧人共死去３６人，因挫折失去信心而离开的２００余人，只有２４人到达日本，而６次东渡的全部参加者只有鉴真、普照和思托３人。鉴真一行带去佛像８种、佛具７种、佛经３４种、字帖３种。鉴真东渡是弘法之旅、文化之旅和友谊之旅，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对弘法的贡献。鉴真抵达日本两个月后，经认真准备，于４月５日在东大寺筑坛授戒。鉴真亲自主持戒坛，为日本太上皇、皇太后、皇子授戒。后又给数百名僧人授戒。鉴真在东大寺设立唐禅院，培训日本僧人，形成一套完整的佛教制度。鉴真虽双目失明，但通过背诵经文，纠正东大寺抄写佛经中的错误，以自带经文为原著由弟子校对，推动了日本佛教的研究与发展。鉴真悉心传律，改革积弊，使律宗在日本发展成为独立的宗派，被称为日本律宗的始祖。
２.对建筑艺术的贡献。鉴真还是一位建筑大师。他在洛阳、长安云游时，对名寺古刹的建筑风格进行认真研究，并亲自参与了８０余所寺庙的建筑工程设计。鉴真将建筑艺术带到日本后，在奈良按唐朝寺院布局和建筑风格建造了唐招提寺。日本天皇亲笔书写了寺匾。唐招提寺结构精巧，气势雄伟，既是佛教文化的载体，又是人文景观的平台，对日本建筑与雕塑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在日本建筑和雕塑史上形成了重要的“唐招提寺派”。
３.对医药的贡献。鉴真在弘法布道中注重习医，日积月累，医学造诣渐深。有史记载，他在扬州大明寺时曾多次亲自制药，救济贫病之人。到了日本，尽管双目失明，但仍凭借嗅觉辨别草药，为日本民众治病，还亲自为天皇把脉问诊，祛除天皇久治不愈的疾病。他留下名为《鉴上人秘示》的医书，对日本医药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被日本奉为汉方医学始祖。
４.对文化的贡献。鉴真东渡带去各种佛教经书５００多卷，及王羲之父子等书法大师的真迹行书帖。鉴真开放唐禅院、唐招提寺，为外来僧侣提供住宿。四方信徒云集于此，学律受戒，读经书，学汉语，促进了汉字的大量运用与汉文化的广泛传播。鉴真的弟子或是诗人，或是佛学家，或是雕塑家，或是画家，或是能工巧匠，坚持用唐音汉语交流与弘法，也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书法是使用汉字的一种特有艺术，鉴真带去《晋王右军真行草》一卷、《小王真迹行书》三帖，一时，在日本学习书法蔚然成风。
鉴真东渡将中国佛教连同中国文化一起传播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对此，唐招提寺执事西山名度曾动情地说：“日本人民感佩大师恩德，将其视为日本人民的大恩人。”
鉴真精神永放光芒
鉴真大师在日本弘法布道、传播中华文化十年后，７６３年５月的一天，预感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叫人扶着他，双腿盘坐，面向大唐、面向佛祖诞生地，驾鹤西归，享年７６岁。７７７年，日本遣唐使至唐，将鉴真圆寂的消息告知扬州各寺。当地僧人服丧三日，开设大斋会，进行悼念。鉴真弟子忍基照着鉴真生前模样雕塑了一尊鉴真和尚干漆夹麻坐像立于唐招提寺，以供后世瞻仰。鉴真塑像闭目含笑，面容慈祥，栩栩如生地再现了鉴真仁慈与坚毅的性格，它保留至今，被奉为日本国宝。与鉴真同甘共苦的弟子思托，怀着崇敬与思念，撰写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他不满意自己的文笔，又委托当时的日本著名作家淡海三船进行加工，书就了流传下来的珍本《唐大和上东征传》。这部传记文采飞扬，主题突出，结构严谨，生动地介绍了鉴真不平凡的人生以及六次东渡的艰苦历程。
鉴真大师作为大德高僧，讲信修睦，百折不回，东渡弘法，传播中华文化，谱写了中日友好的壮丽诗篇，留下了光昭日月的鉴真精神。
１.慈悲为怀、无私奉献的博爱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佛教义理，即：慈悲为本，普渡众生；兼济天下，和合共生。大家都了解，古印度王子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主要在亚洲流传，既是一种广泛的信仰实践，又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精神力量，还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它与世俗文化相辉映、相融合，广泛而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精神。佛教在中国经过流传与演变，到隋唐时形成了包括律宗在内的八大宗派。一般认为，鉴真的基本佛学体系主要是佛教大乘思想，以律宗为主，兼有天台宗思想，宣扬诸恶莫做、诸善奉行。鉴真大师生前制定规章制度，严格践行戒律活动。在日本十年，他引导人们迁化向善，乐善好施，博爱为怀，道德自律。鉴真精神体现了佛教普济众生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慈悲为怀的精神，鉴真精神就是中国佛教的精神。郭沫若副委员长曾咏诗一首：“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他把鉴真的无私奉献概括为舍己为人。这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需要推崇的一种美德和高贵品质。
２.传播文明、促进友好的和平精神。鉴真精神包含着佛教的义理，但又超越宗教意义，蕴含着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鲁迅先生高度赞扬鉴真东渡的壮举，称他为“民族脊梁”。中国传统文化是和平的文化，主张“和为贵”，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奉行睦邻友好，追求各民族之间平等友爱、各国间相互尊重的“大同世界”、“和谐世界”。鉴真东渡发生在盛唐时期，他去日本，不是炫耀大唐实力，不是进行文化侵略，更不是进行殖民掠夺，而是向日本传递友善，传播佛经，传播先进的文化。不少历史学家将鉴真东渡与几百年后郑和下西洋相比较，认为它们发生的时代不同，规模不一样，但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友好亲善、宽仁包容、厚施薄取的传统，承担的是和平使命与友好使命，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３.矢志不渝、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古代，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华文化向日本传播，有两条线路：一条是陆路，经朝鲜半岛，过海峡，到日本；一条是海路，从长江口入海东渡日本。前者要经过第三方，不方便，且路途遥远；后者时间短，但当时还没有动力航海技术，只能根据季风规律，借风行船，顺流而进，时常遇险。鉴真作为中日文化交往的友好使者，敢于面对天灾，不惧人祸，五次东渡不成，仍矢志不渝。他凭一帆之力，航行于波涛汹涌的海上，多次遇漂泊之难、触礁之险，死里逃生，但他忠于信念，决不言弃。当他第六次东渡时，已６６岁高龄，双目失明，但仍不畏艰险，舍生忘死，孜孜以求，不改志向。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鉴真大师十二年如一日，勇往直前，锲而不舍，终于东渡成功。有的评论把鉴真大师与唐僧玄奘并列，说玄奘西行取经是“引进来”，鉴真东渡弘法是“走出去”，他们共同谱写了包括佛教在内的盛唐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史诗，为亚洲文明的融汇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
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大唐盛世以自信、开放的胸襟，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使盛唐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空前活跃的崭新阶段。各国使节、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和留学生来往中国，他们带来了域外文化，也带走了中华文化，东西方文明交融，中外文化互补，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与辉煌。鉴真东渡是盛唐文化开放的直接结果，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晶。鉴真东渡是应日本学问僧普照和荣睿登门邀请，最后一次东渡成功是在日本遣唐使的直接安排下进行的。在鉴真东渡的团队里，不仅有日本人，还有西亚人、东南亚人。荣睿协助鉴真，历尽磨难，积劳成病，病逝于广东肇庆；普照始终与鉴真大师肝胆相照，相依为命，荣辱与共。在鉴真率领下，大家同舟共济，创造了东渡奇迹，这对今天的中外交流，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薪火相传，继续推动中日世代友好
中国人民十分怀念和崇敬鉴真大师，缅怀他为中日友好作出的杰出贡献。邓小平同志生前曾高度评价鉴真大师的历史贡献，他说：“在中日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鉴真是一位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胡锦涛主席在２００８年５月访日时强调：“要大力弘扬鉴真精神，为中日友好多作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弘扬鉴真精神，薪火相传，推动中日友好。
１９６３年，是鉴真大和尚圆寂１２００周年，中日双方举行了各种盛大的纪念活动，缅怀鉴真的历史功绩，促进和平友好。中国政府还决定在扬州大明寺建造“鉴真纪念馆”，由建筑大师梁思成仿照唐代建筑风格设计规划，于１９７３年底建成。鉴真纪念堂成了中日友好的象征，两国人民前来瞻仰的络绎不绝。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在参观唐招提寺时表示欢迎鉴真像回祖国供故乡人民瞻仰。１９８０年四五月间，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鉴真干漆像经过1200多年后，第一次返回故乡。日本佛教界、文化界、新闻界和中国各界民众都投入了欢迎的热潮。鉴真像在扬州和北京受到５０多万中国人民和佛教徒的瞻礼。《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度评价“这次鉴真大师像的回国巡展既是千载一时的胜缘，又是一时千载的盛举！”在此过程中，时任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克服种种困难，为促成和组织这一盛举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０８年５月，胡主席在被称为“暖春之旅”的访日活动中，特意访问奈良，参观唐招提寺，并赠送了仿照唐朝海船制作的国礼“友谊之舟”。扬州市再次派出大型市民代表团赶赴奈良，举办“市民友好之夜”及“鉴真精神论坛”，传承千年情缘，再续两地友谊。此前，我于2月访问日本，为胡主席访日做政治准备，期间赴奈良参观了唐招提寺。
这里，我还要提到星云大师。星云大师也是扬州人，是我国台湾宗教圣地佛光山的开山宗师，积极倡导“人间佛教”，致力推动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和弘法事业。他心系大陆佛教，捐资兴建鉴真学院图书馆。借此机会，我谨对星云大师心系祖国、弘扬佛教文化的善举表示敬意！
朋友们，今年是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坐像回祖国、回家乡探亲３０周年。在中日两国政府，特别是扬州市政府与奈良县政府共同推动下，奈良东大寺的鉴真坐像也回到家乡省亲。３０年前，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鉴真善像回到阔别千年的故乡。那时，我们还处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今天，鉴真大师再次踏上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祖国，看到政通人和、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故乡，一定会更加欣慰吧！
让鉴真大师同样倍感欣慰的是，中日关系自邦交正常化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今天的中日关系全方位、宽领域发展，政治交往不断，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与１２００多年前相比，中日间横亘的大海，不再是难以逾越的“万里鲸波”。凭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飞机、轮船，中日之间每天成千上万的人快速而安全地穿越其间，2009年，两国人员往来达到487万人次，双边贸易额达到2288亿美元。
最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关系遇到困难，受到伤害，出现了中方不愿意看到的情况。通过不久前两国领导人的横滨会晤，现在双方正在努力修复两国关系，推动两国关系尽快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我想说的是，时代变了，但中日友好的主题未变，鉴真精神未变。中方始终重视日本，在坚持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的基础上奉行对日友好合作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续弘扬鉴真精神，致力于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以造福两国子孙、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对此，我提出五点想法：
第一，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坚定中日友好的信念。信念是什么？什么是信念？信念来自于科学实践，信念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力量，是一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鉴真大师不惜身命，六次东渡，靠的就是信念。回顾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经纬，友好合作是主流，但也历经风雨，出现波折。在当前这一关键时刻，中日两国人民都更要认识到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两害，都要看到中日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的正确选择，最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都要看到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对本地区的重大意义，从而坚定中日世代友好的信念，共同唱响中日和平、友好、合作的主旋律。
第二，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看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日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都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今后两国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正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向更高阶段发展，这将给日本的发展带来重要机遇，给双边合作带来新的广阔空间。亚洲区域合作加快推进，作为本地区主要大国，中日有能力、有条件、也有责任共同推进亚洲一体化进程，共同致力于亚洲的振兴，并在这一过程中谋求本国更大的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和秩序正在深刻演变，气候变化、能源资源、节能环保等全球性课题也在增多，为应对共同挑战，中日在国际事务中也可以加强协调合作，拓展共同利益。
第三，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大力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中日友好归根到底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并在两国民间有着深厚的根基。当前两国国民感情一度出现严重下滑。这一状况值得高度重视，双方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扭转，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最近，我们邀请700名日本青少年参观上海世博会，接待800名日本青少年访华，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后应不断推出扩大两国年轻一代交流的新举措。双方还可充分发挥中日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友城众多等优势，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动人心弦的人文交流，不断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心灵距离。这次奈良县、奈良市各界200多位人士远道而来，与扬州市民一起参加鉴真大师“善像”再次返乡的活动，就是这样一种交流。中日佛教同宗同文，在两国都有众多信徒，影响广泛、深刻，双方完全可以通过佛教交流，续千年佛缘，固“黄金纽带”。
第四，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求同存异。作为关系密切的近邻，中日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在战后中日关系重建、改善和发展进程中，曾遇到种种困难和障碍，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妥善处理了有关问题，他们高度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敏感问题上，要登高望远，以大局为重，始终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我相信，只要双方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谨慎妥善处理，就一定能够排除干扰，维护中日友好大局。
第五，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看到对方的长处，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互相学习借鉴，是中日之间的历史传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华文明深刻影响着世界特别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日本“大化革新”，邀请鉴真大师东渡，就是日本学习和吸收中华先进文化的一个十分成功、意义深远的范例。另一方面，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大批先进的中国人东渡日本学习取经，带回了大量西方文明，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了有效支持。今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日本。尽管如此，我国许多人士仍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在诸多方面仍然领先中国很长时间，我们在很多领域仍然需要学习、借鉴日本的先进理念、经验和技术。
各位朋友，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是永远不能分开的近邻。我衷心希望，双方都大力继承和弘扬鉴真精神，拿出勇气、毅力和胆识，做到无愧于古人、无愧于先贤、无愧于子孙后代、无愧于时代，坚定不移地推进中日友好事业，为两国人民谋求更大福祉，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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