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凤 仪
唐代扬州高僧鉴真，应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聘请，六次渡海，终于实现宏愿。他在日本生活了十年，对日本佛教、建筑、雕塑、医药、文学、饮食等方面作出了不朽贡献，被日本人民奉为律学开山祖、医药始祖、文化之父。
鉴真是佛门弟子。他所以能够在短短十年中对日本文化作出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唐代扬州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和百业兴旺。
鉴真生活的唐代扬州
扬州地处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上。在交通十分落后的隋唐时代，长江、运河是全国交通运输的命脉，扬州成为漕运和盐运的中心。交通的发达，带来了扬州的日益繁盛，成为富甲天下的大都市。《隋朝疆域》图共标志了三个城市，就是京都长安、洛阳和江都（今扬州）。唐朝也有“扬（扬州）一益（成都）二”之称，由此可见扬州在当时重要地位。
扬州是隋唐时期的水运枢纽，水面船只万千，因而造船业十分发达。西汉便有官营船场。隋代船场更具规模，就连河南洛水的船只都要扬州制造。隋炀帝下江都，即令江都打造极为豪华的水殿龙舟达数千艘。时至唐代，扬州除官办船场外，又掀起民间造船之风。当时扬州能造价值百万、载粮千石的大船。南自广州、交州、泉州，西起益州、荆襄，北至长安、洛阳，在纵横万里的水道上，都行驶着扬州打造的船只。鉴真三次东渡的船只，就是在扬州打造和购买的。
扬州襟江临海，水运发达，不仅是国内南北交通枢纽，也是对外通商的国际港口，各种物资的集散地。大食、波斯等南洋商人，在扬州经商的有数千人。他们大多经营珠宝、药材、香料，“扬州喧喧卖药市”、“波斯识宝”就是当时扬州国际商港盛况的写照。日本、高丽等国家的入唐使节也多从扬州、明州登陆，进入内地。负有朝廷之托，随遣唐使船来中国聘请高僧的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就是从扬州经运河去洛阳、长安的。鉴真去京都游学，也是从水道北上的。他东渡日本也是从扬州入江出海的。
扬州的漆器、玉器、铜镜、刺绣等工艺品的制作，是久负盛名的。早在汉代，扬州漆器就名闻遐迩。扬州出土的数以万件的汉代漆器就是一个例证。扬州盐铁使为献媚朝廷，一次就献漆器逾万件。唐玄宗和杨贵妃曾多次将扬州所贡的金银平脱等名贵漆器赐给安禄山及其他臣僚。漆器不仅是皇家所用，民间也普遍使用，佛寺也常用漆器作经盒、造佛像。扬州是玉器重要产地，唐代琢玉十分兴盛，豪门贵族用玉件装饰楼阁，谓之雕栏玉户。就连佛寺也常用玉器作饰品。扬州献给朝廷的玉器珍品就达数万件。铜器的制作，扬州更是独领风骚。扬州铜器以生产青铜镜为最著名。隋时，江都郡臣王世充就向炀帝献过青铜镜屏风。唐时铸镜技术达到更高水平，尤以在江心舟所铸江心镜最为著名。《唐国史补》载：“扬州旧贡水心镜五月五日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异闻录》载：“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目，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飞动，玄宗览而异之。”唐书关于扬州江心镜屡有记录，可见名不虚传。唐代扬州刺绣也很有名，主要是丝绣，民间服饰，佛寺幡幛多采用刺绣加以装饰。《通典·卷六》中记述，扬州每年向唐王朝廷进贡的锦袍、锦被精致华丽，不乏积丝、累线、刺绣之奇工。鉴真东渡从扬州带去大量的漆器、玉器、铜器、绣品及玉作人、绣师等工匠也就不奇怪了。
早在二世纪末，佛教便传入扬州。四世纪初，扬州佛教走向兴盛，寺院林立，名僧辈出。隋炀帝杨广信奉佛教，任扬州总管时，便大力提倡佛教。他礼请天台宗创立者智顗大师到扬州为自己授戒，举办规模空前的千僧会，可谓高僧云集，开讲说法，著书立说，佛事空前活跃，使扬州成为当时南方的佛教中心。步入唐代，太宗皇帝下诏将玄奘译成的《瑜珈师地论》这样的重要佛典特地颁发扬州一部，足见扬州地区佛教的重要地位。扬州当时有著名寺院40余座，鉴真出家的大云寺和他主持讲学的大明寺就是其中的两座。一般寺院，常有二三百僧人。天台宗、三论宗、密宗、净土宗、禅宗、律宗等宗派在扬州十分活跃。佛教的兴盛，建寺、造塔、塑像、写经也随之兴盛起来。扬州设有写经室，书手多至数十人。扬州经藏之丰富，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鉴真从中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学到了不少实际知识，并且提供了用武之地。
扬州的繁华，也带来了文化的昌盛。许多文人学士来往或客居扬州，给扬州留下了数以千百计的诗文词赋，其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寺庙文学。一些书画名家，更是迷恋于扬州，民间藏有他们的许多书画珍品。僧侣中也涌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诗文辞赋书画人才，其中不乏名家和高手。
扬州高度的繁荣和昌盛，对鉴真的成长和他东渡后对推动日本文化的发展无疑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繁华扬州为鉴真实现东渡宏愿提供了良好条件
一个人的成长是与他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的。一个人的事业成败，也与他所处的环境紧紧相连的。鉴真从小生活在扬州，就受到浓烈佛教气氛的熏陶，良好文化环境的影响，才使他成为一位视野开阔、胸襟坦荡、志向远大、坚韧不拔、博学多才的大德名僧。鉴真年幼出家，好学上进，是名震全国的宫廷传戒大师道岸云游扬州发现他，并破格为年仅18岁的鉴真授戒。后来又是道岸引荐他游学洛阳、长安，遍访高僧名寺。他在长安寺亲自阅读并抄写了玄奘等人翻译的大批经卷，亲自协助道岸修建小雁塔。道岸还介绍他聆听了金修、济融、智远、义威等名师讲学，还引荐他向宫廷太医学习了不少医学秘方，最难得的是道岸礼请与怀素齐名的弘景大师为他授了具足戒。弘景是律宗名师，中宗、武后三次召他入内庭供养，作皇室授戒师；又奉诏重译《华严经》，并著有《顺了义论》、《佛性论》等著作11卷。他与奉诏进京的道岸都是宫廷授戒师，二人友谊颇深。弘景当时已75岁，正是道岸的礼请，才答应收鉴真为关门弟子，举行了十分隆重的三师七证授戒仪式。也正是这位律学大师，对鉴真后来成长为律学高僧影响极大。京都游学，高僧指点，名师授教，鉴真终成饱学之士。回到市井繁华、佛教兴盛的扬州，他便有了用武之地，从中得到不少实际知识。他在东渡之前的几十年中，先后讲律宗论著《四分律》、《律抄》、《轻重仪》、《羯磨疏》130多遍，授戒4万余人；他还主持造寺塔80余座，造佛像无数，缝制袈裟三千领，书写一切经三万三千余卷，还设悲田院、救济穷人，辟药草园煎调药物救治病人。他的弟子遍及扬州、润州、长安、汴州、江州、洛州、明州、越州、杭州，他们各在一方，讲说鉴真所授学说，可谓桃李满天下。50多岁的鉴真已成为道俗归心的江淮宗教首领。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没有扬州的繁华，就没有佛教的兴盛，高僧道岸也就不可能云游扬州。鉴真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机遇请道岸授戒，并引荐他去长安、洛阳深造，成为博学之士。也正因为鉴真成长为一位名声显赫的大德高僧，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才不远万里，慕名前来聘请的。也正因为鉴真掌握了诸多实际知识，他到日本后才能与弟子一道，完成文化传播的使命的。
鉴真东渡要漂洋过海，需要有规模较大的海船和经验丰富的水手。鉴真亲自领导的僧团从扬州出发共有三次，一次是购买的军船，两次是自己打造的船只。一条海船通常要载水、粮和各种物资四五万斤，僧人、工匠、水手近百人，应该说船体规模是比较大的，也不过三四个月时间便打造成功，足见扬州造船业的实力。当时航海技术落后，没有先进的机器和设备，渡海的水手，必须有丰富的航海经验，鉴真每次能在很短时间内，就能雇到船夫、水手一二十人。造船、买船也好，雇用船夫水手也好，要不是扬州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他提供方便，若是在一般僻远落后的城市，是很难做到的。
唐代以前，多是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或是中国僧人去外国取经，而应聘出国传经，并且取得杰出成就的，可以说鉴真是第一人。以往传教士来中国也好，中国僧人去国外求学也好，都是单一的传教与取经。鉴真东渡的目的主要是弘扬佛法，但他又要将盛唐优秀的文化艺术传到日本去，因此，必须以僧团的形式才能完成这一任务。鉴真每次渡海，除了带去海粮等必须的生活物资外，还要带去数以千百计的佛像、佛具、佛经，还有漆器、玉器、铜器、绣品等大量工艺品，以及数量可观的药材、香料、蔗糖、钱币等。为了能将丰富的文化传播到日本，他还带了一批画师、绣师、雕刻、铸写、修文、玉作人及烹饪师等工匠和艺人。扬州是东南佛教中心，名僧荟萃，他每次的随行弟子，除扬州本地的高僧外，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外国有一技之长的僧人。这在一些信息不畅、交通闭塞、经济萧条、文化滞后、人才缺乏的都市来说，无疑是很难做到的。而繁华昌盛的扬州，为他提供了东渡弘法、传播文化的良好条件。
顺利实现了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
鉴真到达日本之后，时隔不久，圣武天皇便发下圣旨：“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大和尚。”①接着，天皇又敕授鉴真、法进、思托、普照、延庆、昙静、法载、义静等人为“传灯大法师”②位。这八个人中，除了赴唐国邀请东渡的日本僧人普照外，全部是从扬州随鉴真东渡的中国僧人。正规授戒需要三师七证，日本就因为缺少高僧，无法实现三师七证授戒仪式，而鉴真一行的到达，为正规授戒提供了条件。不久，便在鉴真居住的东大寺卢舍那佛前立了戒坛，圣武天皇亲自登坛，以鉴真、普照、法进、思托等为师证受菩萨戒。这个日本最初的天子受戒仪式异常隆重，盛况空前，成为日本当时极为轰动的大事。接着，皇后、皇太子、文武大臣也登坛受戒，又有沙弥证修等440余人受戒。随之鉴真的声誉大盛，“凡经鉴真授戒者，方始为国家公认之僧尼”③的说法很快便在日本广为传开。特别是鉴真与以贤王景 为首的旧教团展开一场公开的大辩论之后，贤王景 等人名誉扫地。但鉴真却宽大为怀，将旧教团团结起来，精诚合作，使日本佛教逐步走上正规，面貌大为改观，确定了律宗在日本佛教中的地位。“从此以来，日本佛义渐渐严整，师资相传，遍于环宇。”④鉴真遂被誉为日本佛教律宗的开山祖。鉴真、思托、法进等人，也成为大僧正、大僧都、少僧都，日本佛教界的领袖人物。
欲将盛唐高度发达的文化在日本广为传播，靠鉴真单枪匹马是很难做到的。他从扬州带去的许多艺人匠师发挥了很大作用。鉴真到日本不久，便带领工匠与日本僧众团结合作，建造了戒坛院、唐禅院和唐招提寺。他们高造的建筑、塑像、雕刻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给日本留下了一批艺术珍宝，唐招提寺的许多殿宇、佛像都被列为日本国宝。思托和中日工匠们以扬州干漆夹纟宁 工艺为鉴真塑造的坐像，成为日本雕塑艺术的范本，千百年来，一直视为国宝，珍藏在唐招提寺御影堂内。鉴真和工匠们的这些活动，也使中国的造寺建塔塑像等技艺在日本得以流传。
扬州历史上不乏医林高手。华佗的弟子吴普就是扬州人。他积极推广华佗的“五禽戏”功法，著有《华佗方书》10卷，又搜集前人医术，辑《神农本草经》6卷，在民间广为流传。时至唐代，扬州又成为中外药材的集散地。鉴真东渡前，就在长安向宫廷太医学习医术，回扬州又广为应用，救济贫病。他的医药知识和医疗技能，是远近知名的。他在医药方面有两大特长，一是药物辨别和炮制；二是搜集验方。扬州是国内和国际重要港口，是全国药材集散地，其中就有大量从外国舶来的药材。鉴真东渡日本就带去了许多药材和验方。如第二次、第四次东渡就带了麝香、青木香、零陵香、安息香、沉香、甲香、龙脑香、胆唐香等600余斤，带了毕钵、诃梨勒、胡椒、石蜜500余斤，还有蜂蜜10斛。他在日本辟药草园，为民众治病。他著有《鉴上人秘方》一书，在日本《皇国名医传》、《医心方》等书中，都提到鉴真的医学著作和诃梨丸方、奇效丸、万病药、丰心方及钟乳随齿方等验方，有的至今还在民间流传，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中还藏有鉴真当年带去的药物。鉴真还为光明皇太后治过病，为圣武天皇会诊过。他还受朝廷委托，将日本药物以口尝、鼻嗅，鉴别真伪。德川时期以前，日本药袋上都贴有鉴真像，否则就不是灵药。日本医道把鉴真奉为医药始祖。
鉴真还从扬州带去了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字帖50余帖，大大推动了当时日本佛教和民间风行的“王体”书法。孝谦女皇题的《唐招提寺》匾额就是王体，至今日本朝廷还珍藏着鉴真带去的王羲之字帖。扬州大明寺方丈能修访问日本，就亲眼见到了鉴真献给天皇的王羲之字帖。此外，自从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制作技艺之后，扬州民间特别是寺院盛行豆腐烹调技法。鉴真东渡带去了豆腐制作技术，并从寺院传到民间，至今日本还奉鉴真为豆食制作祖师。
鉴真从扬州带去的僧人中，不乏文学绘画高手。思托、法进等人都有诗文流传至今。思托撰写的文学传记《鉴真和尚传》三卷和《延历僧录》五卷等在日本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真人元开所著的《唐大和尚东征传》，就是以思托《鉴真和尚传》为蓝本缩写而成的。思托的《伤鉴真和尚传灯逝》就显示了盛唐诗风。法进也有诗文传世。此外，唐招提寺中有三间壁画，乃出自少僧都如宝之手。这对日本绘画产生过一定影响。鉴真和他的弟子的文学活动，对日本传记文学和诗歌创作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的。
鉴真是位僧人。他以博大的胸怀，采用僧团的形式，将盛唐的宗教和文化传播到日本，大大推动了日本宗教和文化的发展，其功德无量，精神不朽。而鉴真之所以能够圆满完成传播文化的使命，又与他所处唐代扬州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扬州的高度繁盛，就难以出现鉴真这样的德学高僧，更难以实现传播文化的历史使命。
注释：
（1）《鉴真和尚东渡记》 孙蔚民著 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2）《鉴真》 朱福火圭 等著 197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3）同（2）
（4）《唐大和上东征传》 真人元开撰 日本奈良东大寺藏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