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建 高
现存有关鉴真的史料，主要是几篇僧传，如赞宁的《宋高僧传》卷第十四，《神僧传》卷第八，《大日本佛教全书》。此外最重要的是日本僧人真人元开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先生做过整理。①古代这些关于鉴真事迹的文献多从“远迈传灯照海东”②“禅光耀百亿，戒月皎千乡”③等角度推崇鉴真的“授戒传法”“度人”的宗教热情。现代人从更广的视野把鉴真看成文化使者为中国和日本的友好事业做出的贡献。
一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不同的价值，正是社会变迁在思想界的反映。在当代，人类在地理上移动不仅仅局限于自己出生的地域，跨越省界、国界的旅行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且人类的足迹已经印在了月球上。现在我们回首鉴真生活的时代、审视鉴真从中国东渡日本的行为，除了发现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的令人吃惊以外，还能够发现鉴真东渡的超越时代的意义。
现在的世界各地，当人们在街上或者观光地邂逅一位跟自己不同语言、不同外貌的异民族的人时，谁也不会大惊小怪。技术进步、道德和法制完善使世界各国的人们自由度大为扩大，不同宗教和种族的人之间你来我往，跟古代社会中邻居串门和走亲戚一般，整个世界正在混一成为一个整体。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我们为此喜悦的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记忆迫使所有关注人类未来的人们重新审视人类的文明。现在世界上因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差异与矛盾而导致的冲突仍然时有发生。今天我们缅怀鉴真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的贡献，有助于思索当代的人们为了和平安宁、为促进文明进步所应该努力的方向。
一
鉴真是应邀前往日本的。关于他东渡日本的理由，历史记录难以提供更多现代人想要探究的细节。不过，不同地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史不绝书；人的社会交往是人类的本性要求的。
著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8年就说过“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就缺乏社会性的个体，要么是低级动物，要么就是超人。社会实际上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不能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或者因为自我满足而无需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体，不是野兽就是上帝。”④人类的群居，也就是社会性，不仅仅指自然界“物以类聚”的现象，在地理上人的居处不是一个一个的分散而是相对集中形成聚落，更重要的是指聚落中的人相互之间存在交往。社会是由互相交往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如果人们都是各自孤立互不来往的，虽然聚居一处却不能称之为社会。人类文明是复数的人在社会交往中逐步积累创造发展而到达今天的状态的。杰出的个人要比一般人在文明进步中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世界的文明毫无例外都是群体的产物。
首先作为生物学上的动物，人类种族的繁衍延续就是以男性和女性的结合为前提的。异性间的交往，是物种的本能，也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人类交往的物质手段的进步是文明的主要内涵之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区别于动物界的根本标志。从古至今，人类交通手段有了翻天覆地般的改变，使人类在空间移动方面越来越快速、安全和舒适。从最初的徒步旅行，依赖人力驱动车、船运输，然后有了利用畜力和自然力的马车、帆船等；近代出现的蒸汽推动的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又是一大进步。核能利用正越来越广泛。技术发展的原则是使人类旅行、运输更快、更舒适安全，活动范围更广。如今人类能够克服山海阻隔，上天入地，自由移动的领域比古人大大地扩展了，相当程度地实现了中国诗人气质的政治家毛泽东所说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受惠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气象学、造船术、航海术、通信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横渡海洋真正如履平地了。
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相当长时期内只能依靠语言和手势等面对面的方式即时即地才能进行。文字出现后，人们能够把信息传播至遥远的异地，也能够跨越时间制约，传之于后代。古代人们还曾经利用锣鼓集散众人，以烽火通知敌情，或者借助信鸽传情达意。人们为了相互沟通，做出种种尝试和努力。近代以来，邮政的出现，电话、电报、传真以及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最近计算机及因特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任何不同地点的人能够即时沟通就如面对面一样。像这样人类在空间移动和相互沟通方面的技术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人们称之为文明的进步。
中国和日本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相互来往的历史已经二千多年。唐代，中日两国之间交流在古代历史上相对来讲是较多的，但是与现在的交往密度相比，差距不可以道里计。那时以最短的路线从长江口到日本福冈，顺风至少要8天。①日本遣唐使船往往辗转数月才抵达目的地，粗略统计渡海人员死亡率接近50%。②日本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是“沧海淼漫，百无一至”的国家。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和留学僧、留学生等，因技术手段落后，跨越波涛汹涌的大海常常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即使万般不易，中国日本两国之间的来往依然不绝如缕，可见人类交往的热情是无法抑制。
我们在享受文明成果时，对比唐代扬州高僧鉴真在那样原始的物质技术条件下跨海东行，历经艰难困苦，不能不油然而生敬佩之情。
二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必然要求。人作为有感情会思考的动物，除了一般动物都有的本能的食色需求之外，还会追求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能够体会喜怒哀乐。正是人类感情和智慧的发挥，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和文明。现代群体心理学在解释人为什么需要社会时认为，满足身体需要、认可和爱的需要、隶属和安全需要是人需要他人的基本理由。此外人们通过他人确认自己的能力、意见是否正当。在相对衣食无忧的状态下，人都非常需要朋友、爱人，被他人欣赏，最终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即自我实现。
只要我们对自身所处社会稍做观察就不难发现，作为社会中的人，任何个人的需要的满足，或多或少都得通过他人才能实现。人们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幸福，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但是从古至今众多人们的生活经验说明，幸福很难如愿以偿，人们在生活中却常常感到不快乐和痛苦。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感到痛苦的因素有三：一是来自我们的肉体，它注定要衰老和死亡；二是外部世界不可抗拒的力量；三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尤其是第三者是最严重的。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①
现时代，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延长了人均寿命，基因和克隆技术的发展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类长寿的愿望。科技成果使人类足迹遍布地球的每个角落，“要高山低头，要江河让路”已经不再仅仅是鼓舞士气的豪言壮语，而成为现实。改造自然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古代人们畏惧如鬼神的许多生命、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谜团已有相当多的获得了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人类已经从知识的进步中体会到自身的巨大力量，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对未来充满的信心。尽管无法彻底根除，但弗洛伊德所说的第一、二两个痛苦根源至今在相当程度上获得缓解。
人与人的关系，是导致人们痛苦的最大根源；改善人际交往成为人类文明课题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近代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文明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无法的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交际活动是人类天性，只有人与人相互接触才能产生才智。如果虽然有发挥才干的自由但不懂得为全体的共同利益服务，不理解交际为何事，死时与生时一样，经过若干代，看不到人类发展，这些都不能称为文明。②他在另一部著名的《劝学篇》一书中，反复提到交际对促进文明进步的作用。他说：“所谓文明，本来是指人类智德进步，每个人都能支配他自己，使人世间的交往没有互相为害的事，从而各自行使其权利，达到社会上普遍的安全与繁荣。”交际越广泛，越是感到幸福，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起因。一个人既然活在世上，成为交际的一员，就有他应尽的义务。世上的学问，如工业、政治、法律等都是为着社会而设立的。若是人们互不往来，就什么也没有必要了。③人类的智慧愈开，则交际愈广；交际愈广，则人情愈和。④
对于存在人际交往中的障碍，福泽谕吉认为，有的人自己对于外部世界不满意，却不懂自省而苛求他人。例如在比较中觉得自己不幸、别人幸福，于是通过拉人下降获得心理慰籍。世间的隐士孤僻成性，是意志消沉、没有接触事物的勇气而又度量狭小不能容人的人。有的人并未见到对方的人，只看到对方所作的事或仅仅以耳闻之言，觉得与自己意见稍有不合就产生厌恶念头。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能够消除误会互通情谊，怨天妒忌的念头就会顿然消失。阻碍人们之间沟通交往的意识、制度如尊卑等级、专制政治是野蛮的。文明开化就是打破人们间的壁垒，废除士农工商身份制，自由研究学术、经营实业，从事政治、文学、艺术。政府要了解社会真相，只有出版自由。对著作和报刊加以限制，堵塞智者言路，会窒息社会的生命力。
人与自然界、社会的接触交往，能够增加智慧、调节精神紧张获得愉快，文明是在交往中产生和前进的。
生活于8世纪的鉴真，虽然没有近代的文明观念，但他致力于文化传播的事业，恰恰契合他身后千余年的先进理念。
三
人类文明也表现在交往规则、交往组织的出现和完善。具备交往规则是人类社会进步文明时代的一个根本标准。人们长期交往互动的结果，语言、文字、道德、法律都逐步出现定型，家庭、国家也形成了。
最初的交往组织是家庭、氏族和部落，慢慢扩大形成为具有同一血缘、语言和风俗的民族，再后出现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中，各个部落和国家都是各自独立，只有零星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国家层面的交际是很少的，当代的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社会是不存在的。正因为许多民族都有相对独立的交际圈，才形成现今世界的非单一的文明。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观念标准，无父无君乃是不懂交往规则的蛮夷之属。古代思想家所念念不忘强调的君臣父子夫妇作为社会的纲常，尽管在遭遇近代自由主义思想时曾经受到过很多批判，但它们确实是分散的一个个孤立的个人组合成社会和国家的首要前提。社会没有秩序，就跟一般动物群体没有二致，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类社会。所有文明中真正的贤哲，必定首先关注社会秩序问题，关注和倡导社会交往规则，从整个群体利益出发强调秩序的重要性。
家庭组织的出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根本标志之一。人出生于家庭中，每个人在成人之前主要的交往对象主要是自己的抚养人及其亲友。特别像古代中国那样主要以家庭为社会机体的细胞，在自然经济的农业时代，人们普通与家庭之外的社会极少发生交换关系。成人以后交往对象，也主要是以血缘和亲缘联结的人们，多是从童年时代起就熟悉的伙伴。人们之间的友谊是多年交往中慢慢形成的依恋关系。他们都住在固定的地域，彼此熟悉对方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文化的传承主要是祖—父—子—孙这种垂直方向的单向运行。一个人的知识文明，一般在20岁前后定型，以后极少改变，近代中国倡导维新变法而出名的康有为就说自己的学术思想在30岁之前就达到了顶点，此后一直没有更改，也无需改变。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当然也有以相同的职业、信仰或者兴趣面组织起来的行会、教会和文人的雅集等。但是他们在人口中不占多数。作为社会主体的大部分人终身不与自己不熟悉的人交际。他们对陌生人怀着疑虑。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宁可把语言风俗不同的陌生人视为居心叵测、可能会威胁自己生命财产的蛮夷鬼魅，本能地对异文化感到厌恶，因而拒之门外。这样形成了一种循环：不与异文化接触导致对异文化的陌生，因陌生而戒备、怀疑，为安全起见，宁愿保持距离、不相往来；各自独立封闭又造成互不了解。古代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多是由此造成的。
正如某位哲学家说过，人类永恒的动力是具有重要性。在古代相对简单的社会，人们获得社会尊严的主要方法是在社会交往中战胜敌方，取得超越同伴的功绩。这样胜者要保持祖宗的荣耀，败者则卧薪尝胆立志报仇雪恨，恢复失去的光荣。于是，世世代代的怨怨相报出现了。这是一种没有赢家的交往。
唐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往，物质条件的限制我在上文已经说过，除此以外另外一大障碍来自社会本身。当时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以日本人为多，中国人比较少。来中国的遣唐使和留学僧留学生们，有时在遭受海难飘流到海岛或者陆地之际，可能因为语言不通，风俗各异，完全陌生的缘故，在与土著居民遭遇时，时常被杀。如第十次遣唐使共594人搭乘四艘船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回日本时遭遇风暴，其中一船漂至昆仑国，船员多为土著追杀或死于瘴疫，仅存4人于日本天平十一年（739）回到日本。另外一艘船则杳无音信。鉴真东渡，除了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征服桀骜不驯的风涛，还要排除来自社会的干扰。
如前所述的农业社会在长久时代中逐渐形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习惯，孝道要求人们“父母在，不远游”，这种自给自足不与外界交往的心理意识，使中国成语中字面意思是离开祖居地前往他处的“背井离乡”一词，人们在实际使用它时，总带着无奈和伤感的情绪。农业时代人们都是自给自足，极少依赖它方物产和知识。不同地域之间的人们，常常画地为牢互不往来。工业革命以来，工厂把人们卷入分工协作的集体劳动，工业化、城市化使地球上相当部分的人被纳入组织化的群体中。现代，除了已有很长历史的政府、军队等国家机构外，还有学校、公司和党团等把人们都组织起来。跨地区跨国家的地域经济、政治合作组织乃至国际性的组织相继出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通过工作、学习、婚姻乃至兴趣，面对面的直接联络变得密切起来。交往组织的分化和联合，发展到现代的多数量、多层次，应该作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讲到的鉴真受到的种种挫折，很大部分是社会原因。鉴真东渡的行为，超越了他的时代的观念，体现出鉴真的过人胆识和睿智。因为那时物质技术手段的原始使绝大多数人的活动范围局限于自己的家乡，也不像如今有建立在同一规则基础上的众多的组织，人情的沟通、统一意见的达成极不便利。
四
无论人们给文明什么定义，文明必须是有助于根绝人类的痛苦。弗洛伊德归纳避免痛苦的三种方式是：东方哲学主张压抑本能需求，知足常乐；如科学家艺术家般在发现、创造中体会快乐，这是本能的升华，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审美也是快乐之源。三是逃避现实。创造一个虚幻的世界代替令人不满的现实世界，宗教属于这一类。鉴真东渡日本，传播佛教，纯粹是一种利他行为，无论从主观动机还是从客观效果看。宗教本来就是人类文明中重要内容之一。当代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和日本著名文化人士池田大作（Ikeda Daisaku1928-）在20世纪70年代的共同著作《Choose Life》一书中都认为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根源。池田大作认为现代人对物质财富的憧憬和对科学进步的信念也是一种宗教。汤恩比说“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一旦失去对宗教的信仰，就会带来文明的崩溃和更替。”
文明是让人精神得到安慰、舒畅，智慧获得发展和利用。中国人的哲学自近代以来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追求文明进步是当代中国人的共同目标。人类文明史证明了人类进步的历程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社会和自己心灵的交往方式逐步改善的过程。近代以来一个有目共睹的现实是，在文明取得很大进步，人类交往工具和交往组织越来越便利有效的今天，人类依然面临许多问题，世界不少地方因宗教、民族差异，历史问题、贸易问题造成的纠纷和冲突时常发生。中国和日本之间在近代也有过一段不短时间的不愉快的交往时期，它的影响至今犹存，近代日本在接受了西洋文明观念以后，较快地迈入列强行列，以文明国自居而向“半开化”的邻国输出文明。倚仗强力推行单一的理念的做法，是从根本上违背自由平等的文明观念的。事实也证明这是最终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行为。鉴真是怀着度人的慈悲心怀，以和平方式传播文化；他东渡日本，是应日本方面邀请而前往的，这是一种完全互相尊重的平等的交往。他生活于1200多年以前，那时的物质文明相对今天来讲是十分原始和简单的，但是鉴真的心灵充满着人间最可贵的博爱；他尊重交往对方、和平而且平等地弘道，这种精神达到了令他同时代以及在他以后很多世纪的人们惭愧的崇高境界，深得文明理念的核心。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邻国，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现在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追求发展、渴望和平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通过20世纪物质文明的进步和国际交流的增加，世界各个不同文明的民族、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人类的共同利益所在，只有携手合作才能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们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只有建立、保持和发展交往，只有真正地遵守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交往规则，才能够建设世界的永久和平和繁荣。作为同是亚洲的大国，中日关系对东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关系极重。在经历了风雨如晦的近代之后，我们更加体会到互利交往的可贵。面向未来我们在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之际，能够从鉴真大和上行为中汲取精神营养。
